2023年,丰田的开局就迎来了多事之秋。
“今天的临时董事会会议决定,由我担任会长,佐藤出任新社长。”
1月底,丰田章男主持更换社长发布会,以一种罕见的形式直截了当地开了场:丰田章男宣布辞任丰田汽车公司社长。
2月14日,丰田章男的爸爸、丰田曾经的掌门人丰田章一郎去世,终年97岁。
2022年数据显示,虽然丰田还是全球销量第一的车企,但丰田在中国的新车销量194.06万辆,同比减少0.2%,是10年来丰田汽车在中国市场首次出现销量下跌。
丰田旗下的雷克萨斯下滑更严重,2022年新车销量下降19%,终结了连续17年在华销量增长记录。
在全球汽车行业电动化大潮下,丰田似乎有点“跟不上”了。
国人都知道,日本车企,尤其是丰田,在汽车新能源转型过程中押错了宝。
他们几乎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氢能源汽车上。
结果在全球技术路线掰手腕的过程中,他们惨败给了中国引领的纯电技术路线。
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丰田败给了中国新能源,很大一部分原因不是丰田的锅。
日本人搞不起氢。
事实上,氢气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想搞就能搞得了的。
丰田的如意算盘落空
2014年底,丰田第一款氢能源车Mirai(日语“未来”)首次量产。
2015年1月,丰田社长丰田章男驾驶着一辆蓝色的Mirai停在了首相官邸门前。
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已经在此等候。
丰田章男下车,将一把象征式的车钥匙交到了首相手里。
二人一起试驾了这款汽车。
当时,这款车续航里程500公里,超过Model S(470公里),售价58000美元,也低于后者91000美元,加氢速度还超过充电。
安倍在演讲中宣称“丰田的Mirai象征着氢时代的序幕。”
当时这款车1个月订单就达到约1500辆,而日本的补贴是每台车10万人民币。
同年进入美国市场以后,Mirai一度热销。
在安倍政府的推动下,2017年日本发布《基本氢能战略》。
但也正是在这期间,Mirai的销量出现了明显下滑。
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技术不成熟、加氢难等问题,还有一大问题就是几乎“没有同行”。
作为领军者,丰田没有开放专利,使得氢能技术在企业间很难普及,导致中美欧的车企只能放弃将氢车作为主流。
日本人还希望全车供应链几乎都能在国内搞定,他们也的确做到了,甚至很多零部件供应商都是丰田的子公司。
有人说,这就像是丰田召集大家一起来修高速路,但他自己已经建好了10个收费站:“想买这个吗?只能买我家的哦。”
丰田的小算盘是这样的:自己既做氢车,还要让别人来买它的氢燃料电池发动机,它来做供应商,续写燃油车领域的辉煌。
但日本本土市场又太小,不足以支撑氢车的整个产业链,尤其是消费市场。
直到2019年的决算发布会上,丰田章男才说:“丰田决定开放自己的专利,增加伙伴的数量。”
当时,他还谈到对Mirai的反思,说Mirai的普及速度很慢,迟迟无法推进。
你要说日本人没有努力,没有降低氢车的成本来打开市场,那也是谎话。
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一辆Mirai的成本下降了97%左右。
图片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
但它的售价还是贵。
2022款的Mirai二代在日本的价格约合人民币44万元,卖到中国的价格超过70万元。
而且日本氢车产业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规模化的网络。
比如加氢站,从2014年到2022年5月,只建好了161座,而日本的加油站约为30000座。
美国有一个Mirai的车主分享了他的经历:
把车开到加氢站,没有工作人员,自助服务,插上枪,加不上氢。
他车里的氢只够把车开回家的,但是没法再开回来了。
车贵,氢贵,站点少,续航一般。
这样的车,怎么可能畅销?
我们国内的电动车也经历过这样的窘境,但我们走出来了,或者说至少正在走出来的路上。
而这个问题,在日本几乎是无解的。
万亿蓝海的“骗局”
2022年,日经新闻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日本氢能实力世界第一,中国猛追》。
他们对比的排名主要是国内氢能专利申请的数量。
但这并不能代表产业水平。
日本氢能搞得到底怎么样,其实有一个评判标准很简单:
你的氢气从哪儿来?
氢气来源决定了氢气价格能不能更便宜。
我们知道,煤可以制氢,天然气也可以制氢,可再生能源也可以制氢。
但是日本人的每条路几乎都给堵死了。
我们自己念叨了好多年的石油进口依赖度,但中国2020年的能源整体自给率达到了82%。
对比2020年,日本的能源自给率只有11.2%。
2019年,日本的天然气、煤炭、石油进口量分别是世界的第二、第三、第四位。
依赖进口的化石能源发电,本身电力供给就已经很吃紧了,还要大量应用它来制氢的话,并不现实。
那么可再生能源制氢怎么样呢?就更尴尬了。
有多尴尬呢?拿脚趾头抠出一个日本岛那么大。
以中国为例,中西部有广袤、暴晒、多风的沙漠、戈壁、荒漠,虽然不宜居,但是非常适合发展风电、光伏。
日本岛国狭长,陆地资源很有限,风电技术水平有限,地震频发,所以陆上风电发展受限。
日本四周邻海,但日本岛近海水深较深,海上风电一般需要塔筒插入海底,加上日本海上台风频发,所以也不合适,不像我们和欧洲有很多浅水海域。
发展光伏需要大量土地,较好的光照条件,但日本阳光资源一般。早期政府补贴想要大力发展光热,也就是用镜子反射加热高塔,推动蒸气轮机发电,结果因为空气潮湿多盐雾,效果不理想,不得已才转向了光伏。
夏普等公司搞到20世纪末还是全球第一,到21世纪开始就被中国公司抢走了风头,从此一蹶不振。
在福岛县有一座巨大的光伏制氢工厂,厂区2/3的面积都是光伏板,但是一年制造的氢气也只够1万辆氢车使用。
图片来源:静说日本
未来制氢行业的趋势一定是电解水制绿氢的方向发展,但是日本又是一个淡水紧缺的国家。
他们不缺海水,可电解海水的话,阳极棒可能析出氯气、钙镁离子,容易生成沉淀,增大电阻,隔膜也容易受到腐蚀。
因为有特高压,中国光伏、风电可以东西南北互济余缺,远距离输送,日本南北方向距离几千公里,但这些都做不到。
日本人比中国更早地研发出了特高压,但始终没有投入商用。
综合来说,中国是一个“富煤、贫油、少气、多风、多光、多水”的发展中国家。
而日本是一个“缺煤、缺油、缺气、少风、少光、少水”的发达国家。
他们不仅本土能源资源窘迫,而且由于社会发达程度高,人均耗电量也高。
日本土地面积不到中国的1/25,人口不到中国的1/11,而用电量达到中国的1/8左右。
即便面对这样的家底,日本人还是孤注一掷地选择了氢能。
可氢能不是一次能源,它有时候甚至不算二次能源,而是三次能源。
比方说太阳能是一次能源。
光伏发电是二次能源。
光伏发电用来电解水制氢,氢就是三次能源。
安倍政府最大的bug就是,一次、二次能源的问题没解决,就着急布局三次能源。
而且布局的不是三次能源的来源,而是三次能源的消费载体——氢车和加氢站。
这就好比说,我们下一步的战略是让大家每个人吃上猪肉。
但是我们没养猪。
所以猪都靠进口。
日本人先不解决猪的问题,就要大口吃炖肉。
结果就是日本为了氢能战略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有时候需要进口猪,有时候需要进口五花肉,有时候要进口红烧肉的预制菜,有时候要进口自嗨锅,然后把里面的肉包拎出来,再把米饭包和菜料包还回去……
这段比喻是啥意思呢?
日本川崎重工打造了全球第一艘液氢船,从澳大利亚的一家煤气化厂进口液氢,长途跋涉9000公里,把液氢运到了日本。
总共运来多少氢呢?2吨。
因为氢的分子太小,它可以钻进金属的化学结构缝隙里,导致金属断裂,这叫“氢脆”现象。
所以储氢瓶就不能用钢,可能要用到碳纤维增强塑料缠绕加工,成本一下就上去了。
一辆重载卡车上可能只有1%的重量是氢气,因为储氢瓶实在是太沉太厚了,储氢船也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你要加压,往瓶子里塞更多的氢气,从700个大气压提高到3500个,那加压灌装过程消耗的能量大概是这些氢气燃烧时能提供能量的1/3。
相当于挖3吨煤的过程,就耗费了1吨煤。
所以也有的日本公司觉得远程运氢太奢侈、太麻烦,就想把氢变成别的东西,比如氨(NH3)。
长期不打扫的公共厕所,里面的味道就是氨的味道。
氨,便于运输、储存和贸易,而且在化肥等领域大量生产。
但是《华尔街日报》指出,氨水制氢发电的成本是天然气的8倍,是煤炭的9倍。
氨不易燃烧,发热量低于氢,转换成氢又会额外增加能量损耗。
在八九百度的高温下,氨气能分解出氢气和氮气。
氢-氨-氢过程的总能效只有50%~55%,得到的氢气还得提纯。
日本有的企业已经开始在燃煤电厂试验,在煤里掺入20%的氨气混烧发电。
这样就需要大量的氨水,靠茅房是不够的。
提供氨水的日本三井公司考虑在沙特新建一座大型的氨厂,然后把氨运回日本。
日本政府在2021年发布的第六版能源战略计划中,首次引入氨能,提出到2030年,利用氢和氨生产出的电能将占日本能源消耗的1%。
1%……
除了氨以外,他们还盯上了其他载体。
比如日本化工巨头千代田跟文莱签了协议,把文莱液化天然气厂的副产品通过蒸气重整制成氢气,然后把氢加上甲苯(C7H8),生成液态的甲基环己烷(C7H14),好处是可以常温常压液态运输,相当于氢的体积被压缩到1/500。
到了日本,再把液态甲基环己烷“脱氢”,分解成甲苯和氢。
然后把氢留下来,作为一个示范项目热电厂的燃料。
甲苯坐船返回文莱,再去加氢,再运过来,脱氢……
文莱距离日本4000公里。
为了弄出所谓的“氢能社会”,日本人鼓捣了半天国产化的制造业供应链,结果无论选哪条技术路线,最基本的原材料还是要满世界去找。
日本把整个“氢能社会”的各种配套设备都想好了,但是没想好氢气从哪来的问题。
相当于“我把孩子幼儿园到中学的坑位都占好了,就缺个老婆了。”
如果说日本作为发达国家,举全国之力发展氢能都会需要这样的坎坷,那么中国的氢能发展之路还能顺利吗?
所谓的万亿蓝海大市场,到底是不是一个骗局?
中国为啥有底气发展氢能
在日本,用纯氢气发电,1度电的成本可以高达5.46元人民币。
他们的成本下不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核电被自己人“卡了脖子”。
在2011年福岛核事故之前,日本的核电给全国提供了近30%的电力。
日本人原本2010年就计划要把这一比例提升到50%(2030年目标)。
结果是福岛事故后大量核电机组停运,至2015年核电占比只剩下0.9%。
对日本来说,如果不能大规模利用核电,想要打造所谓的氢能社会就是天方夜谭。
但是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
今天,碳中和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
要想做成这件事,必须用可再生能源,也就是风、光、水、生物质来发电。
但是天有黑的时候,风有停的时候,水有干的时候。
可再生能源具有随机性、间歇性、波动性。
所以未来可再生能源挑起大梁的时候,我们获取能量的来源一定是更多样的,而不是更单一的。
风电、光伏、光热、水电、煤电、气电、核电、生物质发电……
灰氢(化石能源制氢)、蓝氢(灰氢加上碳捕集)、绿氢(可再生能源制氢)、粉氢(核能制氢)……
电化学储能(锂电池、钠电池)、机械储能、电磁储能……
高压、超高压、特高压(距离最远、电压等级最高)……
各有各的用处,各有各的局限。
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是中国实现碳中和的一项基本原则。
有人说,说了半天,我还是不明白为啥中国、日本要用氢?
折腾光伏、风电这些“不靠谱”的东西,已经是我忍耐的上限了,为啥还要搞氢这种又危险、又难用、成本又高的破东西,不就是骗政府补贴吗?
因为想要实现碳中和,除了我们说电力体系的碳中和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大块就是热力体系的碳中和。
很多地方用电、用热,都要烧煤。
在很多产业,比如水泥、陶瓷、玻璃,都需要用到工业窑炉,如水泥窑,它们没办法用电加热的方式来升温,只能用供热的方式。
而氢,就是为这些场景准备的,它是来替代燃煤供热的。
氢锅炉、氢窑炉,是清洁能源供给和工业高品质供热需求之间的一个关键纽带。
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煤制氢占比太高了,达到60%以上,真正电解水制出来的绿氢只占到1%~1.5%。
煤制氢,制1吨氢,要排放20吨二氧化碳,所以不是碳中和的长久之计。
中国人从碳中和布局的一开始就在着力解决氢气供应的来源问题。
既要便宜,也要低碳,还要有保障。
从制氢设备上说,有很多光伏、风电龙头企业都在布局氢电解水槽,国内碱性电解槽制造技术发展迅速,国产化率达到95%,成本下降显著。
我们正在从一些日本人没有下大功夫的领域入手,同时在日本人曾经领先的领域(比如质子交换膜的膜电极)奋起直追。
只要能实现国产化的东西,成本就能比日本人低一大截。
从光伏到氢能,我们考虑的都是先怎么样把一种能源装备做成物美价廉大规模,然后着力安排的领域才是应用端的降本增效,比如氢能源电池车。
我们不会去追求无本之木。
从制氢成本的结构上说,除了设备降本,电价占了一大块。
如果电价能下降一半,电制氢成本就能下降1/3。
2021年,中国光伏平均度电成本是0.38元/度。
如果电价能下降到0.25元/度,那么电解水制氢成本就能下降到15元/公斤,接近当前化石能源制氢的成本。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预计,2030年左右西北地区风光条件好的地方就能达到这条成本线上。
未来我们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中国光伏电价能下降到0.15元/度的水平。
能用上更多的光伏、风电来制氢,氢气生产过程的碳排放就会显著下降。
但是电解水,不光要电,还要水。
有人或许会说:日本人缺淡水,我们淡水也不富裕啊,以后电便宜了,水就随便拿去电解吗?
预计到2050年,全球电制氢产量能达到3.4亿吨,耗水量接近70亿立方米。
看起来很多,但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当前全球农业用水2.8万亿立方米,工业用水8000亿立方米,城市用水5000亿立方米。
所以不用过度担心电解水制氢给水资源消耗带来的压力。
与日本不同,中国风光资源好,绿氢生产潜力极大,技术可开发的上限是每年37亿吨。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预测,这个量预计相当于2060年中国总用氢需求的40倍。
从供氢的角度来说,中国完全不缺“原材料”。
从输氢的角度来说,中国人有很多种选择。
我们可以在西部用风光制氢,然后输送到东边;
也可以把西部的绿电通过特高压送到东边,然后在东部制氢。
根据测算,如果距离2000公里,折合每度电能量的输送成本,输氢需要1毛钱(0.096元),而输电只要6分钱。
就目前来说,一公里输氢管道的成本大约是天然气管道成本的1.5倍左右。
这么说来,是不是以后西北地区就别搞什么制氢了?
不是这样的。
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中国有独特的风光资源,因为我们西部北部发电和东部南部用电的地理分布特点,
中国人搞出了一望无际的风光大基地,又搞出了全世界唯一大规模商用的特高压,又搞出了物美价廉的电解水制氢设备,
这就导致我们中国人可以搞一件事,
而这是日本人至今无法企及的一件事——
它叫做“电-氢协同”。
啥意思呢?因为西边的电便宜,所以西部制氢便宜,但西部产业少,就地用氢量少。
东边产业对氢的需求大,但东边电贵——不光本地电价贵,外来电也要加上特高压的输电费用。
东西之间可以用输氢管道,也可以用特高压送电。
那么问题来了:你是一股脑给东部全送氢呢?还是只送电,到东边再制氢呢?
这就得安排安排了。
电-氢协同的意思就是,不依赖单一能量来源,就地用电、就地制氢、远距离输氢、远距离送电再制氢,灵活统筹,四路齐发。
经过初步测算,你别看现在氢挺贵的,但是如果把特高压和输氢管道同时用起来,整个能源体系的成本比你单用任何一个都要更低。
这就是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测算的一个较优方案:
东边85%的用氢需求靠特高压送电来满足,在东部制氢;
东边15%的需求用输氢管道来满足;
这样输氢的成本只要每立方米3毛钱(0.307元),而如果东边的氢全靠西边管道输送,每立方米要达到6毛钱(0.598元)。
未来随着光伏、风电、特高压、制氢、输氢、储氢、储电等环节的成本下降,这整个系统的综合用能成本还会进一步降低。
刚才这个例子说的是东西部相距2000公里的两个省份。
如果我们进一步扩大范围,到2060年,比如西北、华东、西南,全国所有区域都用本地的风光来制氢,全国每公斤绿氢成本约为9.4元。
而如果所有区域能打破壁垒,采用电-氢协同的方式来互通有无,每公斤绿氢成本能降到7.6元——1公斤氢能储存33度电,这就相当于每度绿氢发的电只需要0.23元。
这个绿氢成本相当于日本人目前氢气成本的4.2%。
无论你认为这样便宜的绿氢是不是在“画大饼”,我们只想说明一个问题:
未来中国的能源体系,我们要当做一整盘棋来算。
大家都知道电动车行业,上游碳酸锂的价格很疯狂,导致电储能的成本也飙升。
但是根据量化测算,如果2060年中国能充分发展绿氢产业,可以省下来的储能灵活性资源投资规模在1万亿元左右。
绿氢左手牵着特高压搞电-氢协同,右手牵着储能搞氢-储联动。
我们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因为我们有很多个篮子,我们还要把鸭蛋、鹅蛋、鸵鸟蛋、鹌鹑蛋……通通都放进去。
多能互补,把所有手段都用足用好,灵活调配,更有利于用能成本的下降,也有利于能源体系的稳定、坚强、可靠。
中国的能源体系,即便将迎来可再生能源“不靠谱”的冲击,我们也将用更丰富的手段,让这些不靠谱变成靠谱,同时做到全社会成本可负担。
而我们有底气说这些话,是因为中国能源装备制造业的强大,是因为中国在“富煤贫油少气”的禀赋之外,还有着几无穷尽的可再生能源宝藏等着我们去开发、利用、转化、消费。
日本氢能车败局已定
2021年,本田宣布停产氢能源车Clarity。
在声明中,本田表示:
“我们对现在每一种可能性进行了研究,认为氢能源存在一些困难的技术挑战,大约10年内,氢能源车不会成为主流。”
奔驰的母公司戴姆勒终止同本田研发氢能源乘用车,把重心放到了氢能源重型车辆的研发上。
2021年,日产也宣布暂停氢燃料电池车的合作计划。
直到2021年12月14日,丰田的电动化战略姗姗来迟。
2021年底,丰田一口气宣布要在2030年前投入8万亿日元用于电动化转型,其中4万亿用于纯电动车型,4万亿用于混动车型、插电式混动车型、氢燃料车型。
入土的安倍晋三,也带走了日本的氢春大梦。
从去年开始,你甚至能在中国的大街上看到丰田纯电动车的广告。
这款bZ4X车型被网友戏称为“验证码电动车”,甚至被调侃为“2022年最愚蠢的电动车”,属于拉胯级别。
毕竟,他们起步就已经晚了十年。
日本氢车产业,无论做到了哪一步后开始收缩、溃败,归根结底不是中国电动车的“外因”导致的。
日本搞不定低成本氢气来源才是这场大败局的核心。
问渠那得氢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我们要超越的不是日本,从来都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