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绿色甲醇出口这件事上，我们似乎也看到了大国博弈。

就目前国内建设火热的绿氢项目来看，绿氢主要的消纳方式有两种：合成绿氨和制绿色甲醇。

绿氨在国内拥有足够的市场空间，可以制成尿素等与农业紧密挂钩，还可作为燃料取代传统燃料，例如掺氨燃烧作为煤电低碳化改造。

与绿氨相比，绿色甲醇目前国内还没有找到大规模的消纳场景。马士基等欧洲航运巨头一度对中国的绿色甲醇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们认为，把绿色甲醇作为轮船燃料，可以帮助航运业实现降碳目标。

既然这样，即使国内没有大的消纳场景，凭借出口，中国绿色甲醇也可以找到发展的机遇。

然而，事情没有按着我们预想的那样发展。马士基在不久前突然转向了LNG，由此还引发了市场对绿色甲醇的商业化前景提出质疑，唱衰之声不绝于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近日，还有一件事逐渐浮出水面，比“马士基转向”更令人担忧。如果这件事没做好，将成为国内绿色甲醇出口的重大障碍。

绿色甲醇标准的“迷雾”

目前，全球范围内尚未形成统一的绿色甲醇定义与认证标准。2021年，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发布《创新场景：可再生甲醇》，虽正式提出了“可再生甲醇”的概念，并明确了其原料来源的严格要求，但市场上仍有不乏争议与模糊地带。

当下，国际市场上对绿色甲醇的认证标准目前认可度比较高的是国际可持续发展和碳认证(ISCC)。该体系源于欧盟《可再生能源指令》与英国可再生燃料法规，得到必维、南德、北德等国际知名认证机构广泛采用。

然而，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通过这一标准体系却并非易事。

ISCC标准的定价权集中在欧洲，且认证流程复杂多变，证书更是需要不断维护与更新，撤销也是常有的事。据了解，ISCC网站每周都会发布全球证书撤回和排除系统之外的名单，在近期的一份名单中，就包括了中国某龙头新能源企业的证书。

据“港华能源研究院”官微8月消息，截至目前，港中华煤气是内地唯一获欧盟ISCC认证绿色甲醇的企业，其年产能为10万吨，主要服务于航运与工业领域。

在全球化发展日益深入的当下，国际认证标准和政策往往会受到地缘政治影响。贸易战、国际关系紧张等因素，随时都有可能影响产品认证的审批速度、要求和结果，为企业带来不可预测的经营风险。

对中国绿色甲醇企业来说，在追求国际化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克服技术、成本等内在因素，更要力争在标准制定中占据主动地位，我们的标准，就是国际标准。

绿色甲醇出口的“底气”

2023年以来，国内绿色甲醇项目发展迅速。

尤其在去年下半年，马士基、希腊Marine Plus S.A.等欧洲航运企业与金风、元鳇等签下近百万吨绿色甲醇采购订单后，更加刺激了国内绿色甲醇项目的增长。

据统计，截至今年6月，国内已规划的大型绿色甲醇项目数量已飙至109个，累计规划产能超过5000万吨。

如此大的产能下，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大量出口绿色甲醇的场景，中国也从一个能源进口国，摇身一变成为绿色能源的出口国。

然而，7月，作为绿色甲醇的坚定支持者的马士基突然转向LNG布局，为绿色甲醇市场增加了不确定性;8月，丹麦能源巨头Ørsted也因项目成本飙升及市场增长低于预期，不得不取消瑞典绿色甲醇工厂计划。欧洲人不玩了?

难道欧洲人不买，我们就不做绿色甲醇了?如果绿色甲醇能够帮助航运业实现减排目标，又有良好的经济效益，马士基早晚还是会回到这条道路上来，这毋庸置疑。

过去30年，我们走的是“以外循环带动内循环”的道路，出口被认为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时过境迁，这“三驾马车”已力有不逮，瑞银关于中国经济有“新三驾马车”的提法，分别是：绿色经济、消费和高科技。

时下，中国已迅速调整发展道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其要义就是以内循环带动外循环。具体到绿色甲醇出口这件事，就是我们自身先要找到大规模应用绿色甲醇的商业模式，自己先玩转了。

这里印证了毛主席的那句名言——“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里的“斗争”，是我们发展绿色甲醇的底气，这里的“团结”，是绿色甲醇出口。

各位读者怎么看呢?欢迎留言讨论。